为什么中国很少提起加拿大？
说一个可能有点偏题的答案，仅供参考 中国近代很少提加拿大，除了因为是英法殖民地时期遗留的恩怨，还有另一个原因—— 清政府与加拿大并没有多少正式外交关系及人员往来（注意：不是没有交往，而是没有建立正规的外交关系），这一点与澳新二国截然不同。
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，英国以“亚罗号”事件为借口要求清廷给予赔礼道歉并惩处罪犯，当时两广总督耆英等人在未通报清廷的情况下与英方代表直接签订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》、《虎门条约》等文件，允许英国在华享有更多特权且不予补偿，而清廷对此并不知情。直到两年后英军攻陷广州时，朝廷才获悉原委。 对这种公然背叛国家、出卖主权的卖国贼行径，爱国大臣林则徐愤然上书谴责，指出：“倘各国效尤，将东南海防任令弛废，各省督抚均蹈此辙，朝廷何以为治！”[5]
尽管林则徐等一干人极力反对，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还是于1843年在伦敦与英国签订了《中英虎门条约》作为对《虎门条约》的补充，使得英国人获得的侵略权益得到进一步确定。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，英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州两地建立了租界，并享有种种特权，如领事裁判权、关税自主权和最惠国待遇等。 此后，西方列强蜂拥而至，纷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租界。
为了维护自身统治，清廷一方面颁布了禁止人民出海居外的禁令——“洋禁”；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列强的力量来压制人民的反抗，在地方设置通商局，作为洋务机构的代表，办理中外交涉事宜。
从晚清到民国年间，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软弱妥协和列强势力的侵入，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 由于中国的主权遭到了严重损害，任何外国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，于是列强便直接借军事力量逼迫清廷就范，或借庚子国难后清廷的屈辱求和迫使对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。
清帝退位后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组建，虽然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宝座，但北洋政府的对外权力实际上被段祺瑞一手把持。 此时的日本早已欲壑难填，企图将东北三省收入囊中，遂在1928年和1630年先后制造“皇姑屯事件”和“柳河惨案”，以武力逼迫中国就范。面对日本的猖獗挑衅，国内主张抵抗的声音日高，国民革命军亦进入东北地区，迫使满州皇族下野，张学良易帜，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。 但东北问题的解决并未真正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反而使日本野心勃勃，准备以伪满洲国为基地策动侵华战争。
与此同时，在南方的军阀残暴无情，虎视眈眈，妄图夺取政权；在内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斗争激烈；在外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二战愈演愈烈。
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了彻底胜利，这一胜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，来之不易，举世瞩目。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，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，不仅率领群众浴血奋战，而且在国际上也积极奔走，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中国人的尊严和力量。
随着抗战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。 早在建国初期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方针，倾尽全力投入社会主义阵营，得到了苏联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支持，也迅速激化美国等西方势力的仇华情绪。
在这种大环境下，“反共”成为西方社会一股汹涌的暗流，加拿大也不例外。1951 年8 月17 日，加中两国刚刚复交不久，加拿大总理杜鲁门就发表公开声明，宣称：“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加中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，而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。……我们不想让任何其他问题干扰我们的行动自由。”[10]
自此以后，两国官方关系发展趋于平稳，加方也开始逐渐解除了不少对华的限制措施。 但是，加方在对华政策上所存在的诸多疑虑和消极因素并非完全消除，而且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。加之加拿大本身是一个面积宽广资源丰富的国家，自诩为“民主国家灯塔”，因而容易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种优越感；又因距离遥远而缺乏管控不力导致中国人聚集区发生骚乱，再加上华裔选民的不断增加，所以加方在对待中国历史问题时很容易表现出傲慢和偏见。